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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卓邦，今年 42 岁，原是香港公立医院急诊室的一名护士。
5 年前，他辞去每月 30000 港币的高薪工作，加入了全球最大的独立医疗人道救援组织之一：无国界医生。
这个组织，每年有 3000 名救援人员在约 70 个国家服务，并在 1999 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他经历过西非埃博拉病毒大爆发，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奋战在第一线。
他去过巴基斯坦和也门的战争区，救治被炮火袭击的当地居民，在也门，最近的轰炸距离他仅仅 700 米。
至今为止，他在前线执行任务已经长达 414 天。
撰文 倪楚娇
十多年前，赵卓邦还只是香港某医院骨科部门的护士。有一天，他看到了一本书叫《写在救援侧面——无国界医生的故事》，有一章是救援人员讲述在卢旺达大屠杀时的所见所闻，文末有一句：「当人性泯灭，失败的是你我每一个人。」这句话让他印象非常深刻。他渴望加入无国界医生，但他还不够格。
他读遍了手头所有无国界医生相关的书籍，了解到在项目中经常要处理意外造成的伤害和突发的疾病，与医院的急诊室比较类似，为此他自请转入急诊室工作。
无国界医生，于 1971 年在巴黎成立，是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之一。每年派出约 3,000 名国际救援人员到世界各地，协助生命受到武装冲突、传染病、营养不良、缺乏医疗护理或天灾所危害的人群。
无国界医生的项目大多在非洲，部分国家是说法语的，为此赵卓邦还进修了 1 年的法语，甚至出国进修热带医学。终于在 2013 年，成为了一名无国界医生的救援人员。
「最近的空袭距离我700米」
2015 年 3 月，也门爆发全面内战，胡塞武装和政府军队冲突不断，大量平民在轰炸中失去了自己的家园甚至生命。当地的医疗机构和流动诊所也未能幸免。在萨达，五家医院只剩两家还在运行。赵卓邦望眼欲穿，有太多人等待着他的帮助。
阻止赵卓邦进入萨达的是一次次失败的停火谈判。开战以来，也门没有一条人道走廊。每次无国界医生要输送人员和物资，都需要在出发前按照规定，提前通知交战双方，申请临时走廊。
为了送赵卓邦进入萨达，工作人员与交战双方交涉了整整 10 天，终于在 2015 年 12 月 14 日这一天争取到了宝贵的几个小时。
2015 年 6 月 26 日的轰炸导致 4 个孩子受伤
从也门首都萨那到萨达的一路上有很多荒漠，「见到很多因为空袭而破坏的楼房，还有本来的商店，已经人去楼空，全部都破坏掉了。」尽管在出发前，赵卓邦已经做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亲眼看到这一切，还是在意料之外。
当地医院只有 2 间手术室、4 个病房，90 张病床。为了应付几乎每天都有的轰炸引发的大量伤患，医院外边还搭建了大棚提供复诊服务。赵卓邦将在这里待上 2 个月。
2015 年的冬至对赵卓邦来说是最黑暗的。他们接收了 7 名在空袭中受重伤的人，「有一名 50 岁男子被炸弹碎片重击，他的头颅有一道很深的裂痕。」
手术室里的工作还没忙完，就有另外一个当地男子走进了医院。他在床上放下一张毯子和一个袋子。赵卓邦打开毯子，发现里面是一个小孩的尸体，她的右边头部已经不见了，看不清模样。「我就问他另外一个袋子是什么，他说是一样的。」
轰炸发生后，当地人总是希望把所有的伤者都带来医院，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判断他们究竟是生是死，很多病人送来的时候都奄奄一息甚至已经过世了。
空袭后，男子在清扫屋顶，露出「无国界医生」的标志
空袭几乎每天都有，「每次我们接到附近有轰炸的短信，就知道很快会有大批伤员被送到医院来。」赵卓邦说。最多的一次，因为轰炸还引起了车祸，41 名伤者在 6 小时内涌入医院。医疗人员有限，病床也不够。赵卓邦必须迅速按伤势的严重程度对伤者分流。
红色绑带的病人必须立刻医治，黄色的病人可以稍等一下，最严重的黑色病人被救回来的希望渺茫，需要将他放弃。「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做出这些决定。」
也门的任务已经过去 3 年了，但赵卓邦还是忘不了那个 4 岁的男孩。他的父母都在空袭中去世了，他的手也被炸没了，做了截肢手术。这个男孩有一个特殊的要求，每次来复诊，他都会让赵卓邦和同事在他手上画一只手表。每次要求被满足，他都会笑得特别开心。但赵卓邦开心不起来：「我们都知道，他永远都没有机会戴手表了。」
他有时会拿香港和当地进行比较。在香港，小朋友如果听到了飞机的声音都会很开心，他们会喊：「我长大了以后要做飞行员。」但在也门，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飞机带来的从来都不是希望。
赵卓邦感受到离自己最近的一次空袭，炸弹落在只有 700 米远的地方。那是一个凌晨 6 点，突然「哄」的一声巨响，爆炸引起的冲击波把窗户抖得「啪啪」响，赵卓邦的床都震了好几下。至今他的旧式诺基亚手机里还留着上司发给他的短信，嘱咐全部工作人员不得离开宿舍，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很多人都会认为无国界医生的工作风险高，收入一定丰厚。不是这样的。在执行任务时，每个月会有 1000 欧元的津贴，在驻地每个月还会发 300 欧元左右的当地货币。而在香港，刚毕业进入公立医院做护士，每月工资就有约 30000 港币。
「成为无国界医生后，工作上的晋升机会确实没有了，但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医疗服务，所以我未来会继续做无国界医生，做到不能做为止。」现在为了让自己的时间更加弹性，赵卓邦没有接受长期的工作，他在做兼职。
「一个小伤口就可能感染致命病毒」
除了炮弹的致命威胁外，赵卓邦还经历过 2014 年西非爆发的世纪病毒——埃博拉。
「当时有同事这样形容埃博拉，就像一场史无前例的山林大火，而我们只是两个喷水壶，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尝试把这场大火控制住。」
赵卓邦在疫区待了一个月，这是执行埃博拉任务所允许的最长时限。
走进治疗中心，会让人怀疑走进了电影片场。红色的塑料网将中心划分成块，高风险区，低风险区及外围地带。
鲜艳的红色似乎在不断提醒你：「危险，这里是隔离区」。一个个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看不清表情，大家都在忙碌着。
分流站是整个治疗中心的最前线，赵卓邦就在这里。这里也有一条隔离带，将赵卓邦和病人分隔开来，距离是 2 米，防止带有病毒的唾液飞溅，感染医疗人员。
他的主要工作就像调查案件一般，这是一份高压力的工作，不容任何闪失。埃博拉的病症与普通的伤风感冒很类似，发烧、咳嗽、呕吐、腹泻。光靠病症很难得出结论。
赵卓邦需要调查出这个人是否与埃博拉病毒有过接触，比如村子里是否有人因埃博拉而死，是否碰触过尸体，在哪里工作等等。每天下班后，赵卓邦都会反复回忆，今天有没有问漏问题。
在赵卓邦的博客里记录着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已经穿好防护衣准备进入高风险区。同事邀请他一起祈祷。每个人手挽着手围成一圈，有人领祷。祷告完，大家都为对方送上了一句：「Be safe（要安全）」，每个人都说得很沉重。在这场抗疫战中，全身而退是最重要的。
埃博拉病毒通常通过血液和其他体液等途径传播，「病毒会经伤口感染，所以那时候我不剃胡子，也不剪指甲。」在最后的几天，赵卓邦的手指被纸张划伤了，平时这样的伤口无需处理，但在埃博拉疫区伤口就意味着会感染。
「我非常惊慌，用消毒药水洗，祈祷千万不要感染啊，那是我最恐惧的一次。」
2016 年初，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非洲西部埃博拉疫情已经结束。在最初的五个月，受感染国家 85% 的患者是「无国界医生」接诊的。
「他们不会立刻倒下，却无家可归」
最让赵卓邦感到无奈的项目是在孟加拉国。去年 8 月，因为缅甸若开邦的暴力袭击，大量罗兴亚难民坐船或徒步逃往孟加拉国，赵卓邦要帮助就是这些难民。
自 2017 年 8 月 25 日开始，孟加拉国接收近 70 万名罗兴亚难民。
赵卓邦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香港医务人员。接到这个任务到出发，他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等待他的是一大批需要帮助的难民和还没有建好的诊所。
除了一个可以遮雨的帐篷，地下全是烂泥，「就边装修，边照顾病人。」地上的砖每多铺 1 平米，诊所就多 1 平米，终于在赵卓邦走的最后 3 天，整个诊所建好了。
难民营的孩子睡在地上
一名男子从手工挖的井里取水
上诊所的小孩特别多。大多是腹泻、感染、发烧、和皮肤病。长期饮用未经过滤，混着泥浆的水，导致了很多肠胃问题。每一天，诊所外都排着长队，没有休息的时间。
在难民登陆点给孩子们做健康筛查的时候，赵卓邦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人群里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询问下来他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一样的，这些男人都已经去世了。
当地的情况很严峻，他们必须离开，为了保命。「他们不会断手断脚，不会立即在你面前倒下，但逃离被烧毁的村庄后，更漫长的问题还没结束。」赵卓邦为他们的未来倍感担忧。
「人生真的是无常的，」他这样总结这 5 年的经历：「但是生命的无常，并不代表生命的无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扭转它，只要每一个人都有帮助的心，我相信世界会更加好的。」
他已经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
特别鸣谢：无国界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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