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碎碎念：毫不夸张的说，从2015年的722开始，每位制药人都处在了时代巨变洪流之中。我们的公众号“”也顺应而生。但愿世间人无病，宁可架上药生尘。
下班后，冒着暴雨看了《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故事结构与类型很传统，稍有看片量的人看到一半就能猜出故事的走向。影片改编自真实故事，聚焦的是中国人十几年都不曾解决的“药价贵”问题。
2002年，陆勇被查出患有慢粒性白血病，在服用了两年的格列卫后花去60万元，深感经济压力。2004年，他开始直接从印度购买，同时帮助白血病病友从印度规模性地购入。2014年，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但上千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2015年，检察院发布《对陆勇决定不起诉的释法说理书》，判定陆勇的行为是买方行为，并且是白血病患者群体购买药品整体行为中的组成行为，因此不构成销售假药罪，撤回起诉，陆勇被释放结束。
相信每一位观众在看完《我不是药神》之后都会感同身受：“这些药凭什么这么贵？谁吃得起啊”！作为一个制药专业出身并一直守在制药行业，也曾为亲戚购买过印度药的人，我对中国的药价之高感触颇深，甚至有时候在想，自己现在研发的药物，如果我生病，用得起吗？
影片中有个场景非常动情，一位白血病老太太哀求警察不要继续追捕走私印度仿制药的人，她说：“我生病吃药这些年，房子被吃没了，家人被吃垮了。警察领导，谁家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我不想死，我想活着，可以吗？”这句话简直卑微到刺穿心底，是对中国社会现实追问的最强音。
电影尺度把握得很好，并没有过度煽情，但已潸然泪下。每一滴眼泪都不是硬挤出来的，而是来自于对生命的关切，来自于同理心。但美化药贩子、丑化原研药企和肿瘤医生，会引起很多误解。电影已经刮起强劲的舆论风暴，“药价贵”触碰到的是中国的医药领域中最敏感的部分，但处在“天价药”背后的各方都有苦衷。
制药企业很苦逼
当初「陆勇事件」爆发时，知乎上就有一句很棒的回答：“靶向药之所以昂贵到要卖几万元，那是因为你能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了，第一颗药的价格是数十亿美金”。每开发一种新药成本是巨大的，这其中不仅涉及到十几亿美金的投资，更重要的是时间成本。新药研发周期顺利的话也要十年，期间还有大多数新药研发半途夭折，风险极高。
一种新药从理论阶段构效关系的研究，到合成路线的规划，到制剂工艺的开发，再到药动学和毒理学的验证，最后把药做出来——这才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药学研究，之后是漫长的临床研究。在十数年的临床研究过程中，还要需要根据临床反馈，不断改进制剂工艺。好不容易熬到临床研究结束了，药企又要面对新药注册的严峻任务。虽然美国FDA的审核期只有6个月，中国药监局的审计时间最短也可到4个月，但实际上，新药注册长达数年的例子比比皆是。等新药上市后，独占销售周期往往只有几年，因为很快就会有别的类型同样效果或者效果更好或者仿制药问世。所以新药出来以后在垄断期给药品定以高价，毕竟春宵苦短，好日子有限，这样才能收回研发成本。药物是个特殊的商品，药企毕竟是个商业公司，为了持续发展，必须要盈利。
如果收益被破坏，就不会有药企投入研发，而新药的研发速度也会受到影响。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卖仿制药，或者拿钱来投资房地产，制药本身不会有创新和进步。总之，为了整个新药研发系统的持续运转，专利药必然贵，甚至必须贵，才能维持对创新药厂的吸引力。
很真实的一个例子：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猖獗已久，一直无药可治，也没有疫苗，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没钱赚。2014年在非洲再次大暴发，死人无数，但由于传到了欧洲和美国，立刻引起了多个药厂的注意。短短一年，好几个公司的埃博拉疫苗和药物都已经治愈了猴子模型，甚至有了良好的临床效果。
政府部门也苦逼
正常情况下，仿制药必须在品牌药的专利过期以后才能上市，不然专利岂不是成了摆设？比如“格列卫”全球专利到期是2013年，在那之前，理论上其它厂家都是不能卖仿制药的，不然就是侵权。但印度政府搬出了专利法中最狠的一招：强制许可。
“强制许可”是专利法中为了防止公司滥用专利权而加上的制衡条例，简单说就是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在专利没有到期，且不获得专利拥有者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支付少量专利转让费，就授权仿制药企业合法仿制并贩卖相同的药品。不能跨国卖是强制许可存在的前提。“强制许可”这个条例最初的意义是为了防止落后国家因为买不起专利药而无法保证国民基本医疗和国家安全，通常是在传染性疾病暴发时候使用，比如艾滋病、埃博拉等。不少国家对抗艾滋病药物都是“强制许可”，卖得非常便宜，保证大家都能使用，其中不仅有非洲国家，还有泰国和巴西这类不是特别穷的国家。
但对抗癌药使用“强制许可”，还存有较大争议。而印度政府的“强制许可”却包含了几个欧美药厂最重要的抗癌药物，授权给印度本土制药厂仿制，包括“格列卫”、“易瑞沙”、“多吉美”等。印度仿制药出现后，这几种药物在印度的价格瞬间降了90%以上。由于印度的仿制药公司水平很高，药物质量非常好，这些仿制药不仅满足了印度国内需求，同时成为走私药品的热门源头。
但“强制许可”的弊端也很明显，它导致药企对开发针对发展中国家疾病的药物毫无兴趣，因为做出来了也卖不了多少钱。在我国因为专利保护等因素，没有启动过药物强制许可制度。
医务人员也苦逼
“他们已经实实在在地带来了医疗混乱，这些吃着国内没有批准的药物的病人来找我看病，我们作为医生是指导还是不指导呢？”上海的一位知名专家很困惑。于情，他应该帮助这些患者；于理，对于没有在我国审批上市的新药，药效和不良反应都是未知的，医生不应该指导。
格列卫已经于2017年2月成功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乙类目录。纳入乙类目录后，格列卫报销比例达80%左右（各地市不同），大大减轻了患者的治疗负担。此外在国家政策方面，5月1日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政策，加快已在境外上市新药审批、落实抗癌药降价措施、强化短缺药供应保障。有病没有药是天灾，有药买不起是人祸。这是一名湖南慢粒病人去省委要求格列卫入保的时候说的话。
但是，医保局各种理由控费罚款，限制药占比，开一个高价药就把一个月的药比拉的很高，怎么解？这个问题最头疼的是医生，毕竟超过药占比，要么自己倒贴，要么罚钱。医保的窟窿越来越大，还要控制药占比、耗占比。
患者也很苦逼
影响到了利润，药品的供应也受到了影响，医保里面的药，有很多是断了货的、控销的、近效期的。高价药品进了医保，但是很大一部分在医院买不到，因为肿瘤药价格太高，药占比太厉害，而在院外购买这些产品又不报销。有人说，自从安维汀(贝伐单抗)、赫赛汀等入了地方医保名录后，三甲医院就开始缺这些药了，个中原因不言而喻。
办法总比困难多，也许以下几个方向可以改变。
药厂：改变药物开发模式，利用大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技术；积极寻找能预测疗效的生物标记物，精准寻找临床试验人群；通过真实数据研究来减低药物的研发经费；减小临床试验规模，提高成功率降低成本。
政府：保护原研药，深入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清理医保空间，把辅助用药清理出医保目录；积极推进医保谈判，降低准入药物价格。
个人：提前购买大病保险或者商业保险，避免侥幸心态。寻找可靠信息源，参加临床试验。
公益组织：帮助切实需要的人群接受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医疗。退一步说，即便每月卖1万的抗癌药降到2千，恐怕仍然不能解决很多人用不起药的问题。所以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专利药是不是太贵，而是能否有更好的系统帮助低收入患者出这笔钱。
商业保险：天价药放入医保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医保的保障是有限的。商业医疗与人寿保险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保障方法，很多病患因此受益。
我们不能妄求中国的医疗现状一夜赶英超美，但愿能电影中所说：今后都会越来越好吧。我等年轻人在制药行业付出青春，如果绵薄之力可以改善目前一点点的医药问题也很值得。电影一定去看，看完才会有更大的动力待在实验室做项目做仿制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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