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1 /PD-L1 抗体临床药理学研究的考虑
来源
中国新药杂志，2018 年第27 卷第4 期
作者
李娜，王玉珠，杨进波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
摘要
PD-1 /PD-L1 抗体是一类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通过抑制肿瘤免疫逃逸，重新激活免疫系统攻击肿瘤细胞，从而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
随着PD-1 /PD-L1 抗体的临床研究和应用的深入，我们对该类药物的认识正日趋完善。本文介绍全球上市的5 种PD-1 /PD-L1 抗体在首次获得FDA，EMA 和PMDA 批准时用于支持注册申请的主要临床药理学研究内容，以及上述国外监管机构批准的主要依据，旨在为我国的PD-1 /PD-L1 抗体的研发及新药审评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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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中，免疫治疗在肿瘤治疗领域被广泛应用，是继手术、放疗、化疗及靶向治疗后，又一个具有潜力的全身治疗方式［1］。
尤其是自肿瘤免疫治疗被评为“2013 年度科学突破”以来，免疫检查点的阻断疗法已逐渐成为肿瘤治疗领域的焦点［2］。
免疫检查点是一类正常机体内存在的免疫抑制信号分子，通过调节共刺激和共抑制信号的平衡来发挥免疫调节作用，而共刺激和共抑制信号在维持自身耐受和调节T 细胞应答的幅度与持续时间方面具有重要作用［3］。
免疫检查点分子的过表达，可能在肿瘤微环境中诱导免疫抑制，进而引发肿瘤免疫逃逸［4 － 5］。
阻断这些免疫检查点，如细胞毒T 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 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4，CTLA-4 ) 、程序性死亡受体-1 ( programmed cell death receptor-1，PD-1) 及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 programmed cell death receptor-ligand 1，PD-L1) ，
可以解除肿瘤诱导的免疫抑制，重新激活免疫系统攻击肿瘤细胞，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
日本药品医疗器械局( PMDA) 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在2014 年分别先后批准了nivolumab(纳武单抗) 和pembrolizumab( 派姆单抗) 用于治疗对其他药物治疗无效的晚期或无法切除的黑色素瘤患者，成为全球首先获批的2 个PD-1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本文对全球已上市PD-1 /PD-L1 抗体在首次获批时用于支持注册申请的主要临床药理学研究内容，以及国际各监管机构批准的依据进行介绍总结，以期为我国的PD-1 /PD-L1 抗体的研发及新药审评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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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1 /PD-L1 抗体药物的作用机制
PD-1 属于B7-CD28 超家族成员之一，是一种细胞表面协同抑制受体，表达于T 细胞、B 细胞、自然杀伤性T 细胞、活化的单核细胞和树突状细胞( dendritic cells，DCs) ［6］。
目前PD-1 的主要配体被证实有2 个: PD-L1( 又称B7-H1 或CD274) 和PD-L2( 又称B7-DC 或CD273) ，两者的表达谱不同。
PD-L2仅表达于抗原提呈细胞( antigen presenting cell， APC) 中，包括DCs; PD-L1 在人体正常组织细胞中表达量较少，除了在APC 中表达外，仅在心脏内皮、微血管内皮细胞、胰岛和胎盘合体滋养细胞中少量表达［7］。
但是，PD-L1 蛋白还可在多种恶性肿瘤细胞的细胞膜上大量表达［8］。
PD-L1 被认为是PD-1依赖性免疫抑制的主要介质［9］。
在肿瘤局部微环境中，PD-1 与其配体相结合可激PD-1 /PD-L1 信号通路，抑制肿瘤特异性T 细胞增殖、活化和分泌细胞因子，促进肿瘤生长。
针对上述机制研发的特异性抗体通过阻断PD-1 与PD-L1 结合，从而阻断PD-1 /PD-L1 信号通路，解除机体的免疫抑制，恢复T 细胞的抗肿瘤活性。
目前用于阻断PD-1 /PD-L1 信号通路的抗体大致可分2 类: PD-1 抗体和PD-L1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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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PD-1 /PD-L1 抗体药物的批准情况
截至2017 年6 月，全球已批准上市的PD-1 /PD-L1 抗体共有5 个( 见表1) 。
其中，nivolumab 分别于2014 年7 月、2014 年12 月和2015 年7 月在日本、美国和欧盟获批上市，但由于商业原因，该品已于2015 年11 月在欧盟撤市［10］; pembrolizumab 分别于2014 年9 月、2015 年7 月和2016 年9 月获得美国、欧盟和日本批准上市; atezolizumab ( 阿替珠单抗) 、avelumab( 阿维鲁单抗) 和durvalumab( 度伐鲁单抗) 则仅在美国获批上市。
PD-1 /PD-L1 抗体的临床适应证已覆盖了非小细胞肺癌、头颈部鳞状细胞癌、霍奇金淋巴瘤、尿路上皮癌等多种实体瘤的治疗。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基于肿瘤原发部位的各类适应证之外，FDA 还于2017 年5 月批准了pembrolizumab增加新适应证的补充申请［11］，即该药可用于带有“高度微卫星不稳定性(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MSI-H) 或错配修复缺陷( mismatch repair deficient，dMMＲ) ”的成人或儿童不可切除或转移性实体瘤患者的治疗。这是FDA 第一次基于生物标志物( biomarker) 批准药品，即为抗肿瘤药物获批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全球开展的PD-1 /PD-L1 抗体的临床试验约有700 项［14］。
目前我国虽然尚无PD-1 /PD-L1 抗体获准上市，但不少新药已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15］，全球开展的临床试验中约60 多项在中国境内进行。
2016 年1 月以来国内多家企业陆续获得了PD-1 抗体的临床试验批件，这也标志着我国生物技术药物的研发正在缩小与国际高水平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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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D-1 /PD-L1 抗体药物用于上市注册申请的临床药理学研究内容
以5 种已上市PD-1 /PD-L1 抗体在FDA、欧盟药品管理局( EMA) 、PMDA 等国际监管机构首次获批时，各机构公开的审评报告为基础，对支持注册申请的主要临床药理学内容进行介绍总结，以及对国际各监管机构批准的依据进行讨论。
3.1 nivolumab
3.1.1 PMDA 审评报告［16］
申请人提交了ONO-4538-01，ONO-4538-02，CA209001 和CA209003 等4项临床研究，其中前2 项分别为2009 年和2011 年日本境内开展的Ⅰ，Ⅱ期临床试验，后2 项为2006年和2008 年在美国开展的Ⅰ期临床试验。
PMDA批准该申请主要是基于Ⅱ期ONO-4538-02 研究的结果，批准的用法用量为2 mg·kg−1，每3 周给药1次( Q3W) ，静脉输注给药，但由于临床试验纳入的日本受试者很少( 共52 例) ，所以在日本上市时为“有条件批准”，即要求上市后申请人对所有患者的
用药结果进行监测调查，直至患者达到一定累积数量，以便了解患者使用该产品治疗的特点，并在上市早期收集产品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从而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来确保产品合理使用。
ONO-4538-01 研究纳入了17 例晚期实体瘤患者，单次递增剂量1 ～ 20 mg·kg−1，药时曲线下面积( area under the curve，AUClast) 与剂量呈比例增加;峰浓度( Cmax) 仅在1 ～ 10 mg·kg−1 剂量范围内呈比例增加，在10 ～ 20 mg·kg −1 剂量范围则小于剂量增加的比例( 申请人解释该趋势是由于在最高剂量组的Cmax值有个体间变异，n = 3) 。
nivolumab 的达峰时间( Tmax) 约为1 ～ 9 h，半衰期( t1 /2) 与内源性IgG4相近( 504 h) ，稳态表观分布容积( volume of distribution at steady-state，Vss) 几乎与人体血浆容量相近( 约为50 mL·kg−1 ) ，清除率( clearance，CL) 和Vss与剂量无关( 见表2) 。
CA209001 研究纳入了39 例晚期或复发的实体瘤患者，单次给药剂量0. 3 ～ 10mg·kg−1范围内，AUCinf和Cmax与剂量呈比例增加。
Tmax，t1 /2，CL 和Vss等参数与ONO-4538-01 研究结果较相近。CA209003 研究的306 例实体瘤患者，0.1 ～10 mg·kg−1 剂量每2 周给药1 次( Q2W) ，共给药8周。在第1 ～ 3 周期，Cmax和AUCtau与剂量呈正比，Cmax和AUCtau的累积指数分别为2. 0 ～ 2. 4 和2.9 ～3.3，不随剂量变化。
ONO-4538-02 是针对晚期或复发且不可切除的恶性黑色素瘤患者的Ⅱ期临床研究，纳入35 例患者，2mg·kg−1，Q3W 连续给药18 周后，血清药物浓度为44.3 ～ 51.6 μg·mL−1 ( 第18 周给药前已达到稳态) 。
研究评估认为2 mg·kg−1，Q3W 剂量的nivolumab不会影响QT /QTc间期。
此外，申请人还提交了一项基于上述4 项研究的群体PK 分析，认为中央室分布容积( V1) 随体重增加而升高，这可能由于nivolumab 主要分布于循环血液中。
群体PK 模型还模拟估计了3 周稳态的AUC( 剂量2 mg·kg−1，Q3W) 为15 204 μg·h·mL−1。
上述4 项研究，至少测定过1 次的血清中抗药性抗体( anti-drug antibody，ADA) 水平在0 ～ 11. 8%，持续阳性率( 连续2 次测定且抗体滴度≥给药前抗体滴度的4 倍) 约为0 ～ 0. 8%。基于分析结果，ADA对nivolumab 的PK 没有显著影响。
3.1.2 FDA 审评报告［17］
nivolumab 在FDA 用于支持注册申请的有效性、安全性、PK 及免疫原性数据，是基于0.1 ～ 20 mg·kg−1剂量范围给药的多项研究( 涵盖了PMDA 审评报告中提交的4 项研究，以及CA209009，CA209010，CA209063 和CA209037 等研究) ，其中CA209037 的研究结果支持该品的用法用量为3 mg·kg−1，Q2W。
每2 周或每3 周1 次，单次或多次接受用药的909 例患者的群体PK 数据显示，nivolumab 的CL为9.5 mL·h−1，Vss为8. 0 L，t1 /2
为26.7 d，给药12周后可达到稳态浓度，系统累积量约为3 倍。相关适应证患者人群在此用法用量下，暴露量-效应关系明显呈水平性。年龄、性别、种族、LDH 基线值、PD-L1 表达量、ADA 生成、肾损伤、轻度肝损伤、肿瘤类型和大小等因素，对nivolumab 的清除率没有显著影响。
免疫原性分析显示，接受过nivolumab 治疗的患者中有8.5%( 24 /281) 产生ADA，其中有2 例患者产生中和抗体( 0.7%) 。
3.1.3 EMA 审评报告［18］
nivolumab 在EMA 提交的临床药动学研究数据，与提交PMDA 和FDA 的基本一致。
除上述数据之外，该报告中还评估了获得的临床药效学数据，在MDX1106-03( 即CA209003)和CA209009 研究中，对PD-1 受体占位( receptor occupancy，ＲO) 、外周免疫细胞群调节、系统性细胞因子调节、绝对淋巴细胞数( absolute lymphocyte count，ALC) 变化等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大于0.3mg·kg － 1剂量时，外周血PD-1 的ＲO 达到饱和，且所有剂量组用药1 h 后ＲO 即达到90% 以上; 治疗用药后的外周血中，活化的T 细胞和ALC 均无临床相关改变; 在MDX1106-03 研究中，PD-L1 在肿瘤中的表达与疗效应答没有相关性，PD-L1 和PD-L2 作为Biomarker 预测nivolumab 疗效的意义还需进一步研究。
3.2 pembrolizumab
3. 2.1 FDA 审评报告［19］
pembrolizumab 在FDA用于支持注册申请的有效性、安全性、PK 及免疫原性数据，是基于一项包含了多个子研究队列的Study P001 临床研究，其中B2 子研究( 一项1∶ 1随机的伊匹单抗难治性黑色素瘤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173例) 的结果支持上市申请。
分别用了2 种不同技术的药动学/药效学( pharmacokinetics and pharmacodynamics，PK/PD) 评估方法来确定剂量选择，认为可能有临床获益的最低剂量为1 ～ 2 mg·kg −1，Q3W，并且最终确定给药方式为2 mg·kg −1，Q3W。
pembrolizumab 给药剂量为1 ～ 10 mg·kg−1，Q2W 或Q3W 的476 例患者群体PK 分析结果显示，达到药物稳态浓度的时间约为18 周，t 1 /2约为25.8 d，Vss为7. 66 L，CL 为0. 22 L·d−1。
Q3W 给药时的累积指数约为2.1 倍，且大多数( ～ 82%) 的累积作用发生在第3 次给药后。
2 ～ 10 mg·kg−1 剂量范围内，AUC 的增加呈剂量依赖性。年龄、性别、肿瘤大小、肾功能损伤、轻度肝功能损伤等多种因素，对pembrolizumab的暴露量没有显著影响，该研究中非白种人群数据较少，所以未评估种族因素影响。
临床药效学分析显示，剂量为2 或10 mg·kg−1，Q3W 时，pembrolizumab 的暴露量-效应关系明显呈水平性。
给药剂量达到10 mg·kg−1，Q3W 时QTc间期没有太大变化( 数据未与阳性对照组比较) 。
免疫原性分析显示，所有129 例接受治疗( 1 ～10 mg·kg−1，Q2W 或Q3W) 的患者可检测到pembrolizumab浓度，其中只有1 例患者因治疗出现了ADA 阳性，进一步检测确认为中和抗体，但未观测到对药物暴露水平的影响。
3.2.2 EMA 审评报告［20］
pembrolizumab 在EMA提交的临床药理学研究数据也是基于Study P001 的临床研究，同时提交了一项更新的P001( 截至2014年4月) 和P002( 截至2014 年5 月) 研究混合数据集的扩展性结果，各PK 参数仍与初始P001 研究所得数据基本相近。
同时，临床药效学还提供了StudyPD002 的数据，通过观察外周血体外T 细胞活化、细胞因子产生的情况，对健康人和癌症患者中pembrolizumab与PD-1 作用活性进行对比，结果显示药物在2 种群体的作用水平相当。
早期PK/PD 模型中患者血液样本的给药后体外IL-2 刺激率降低，间接反映了已存在高水平的循环T 细胞PD-1 ＲO( 即反映了靶标的参与度) 。
暴露量-效应关系的模拟研究，分析了365 例黑色素瘤癌肿缩小的患者血药浓度和疗效的关系，结果提示1 mg·kg−1，Q3W 可能就已足够达到临床有效剂量。
此外，pembrolizumab 也已在日本上市，但检索PMDA 网站，未见提供该品的公开审评报告，本文不作探讨。
3.3 atezolizumab
申请人向FDA 提交了2 项支持性Ⅰ期临床研究PCD4989g( 又称GO27831) 和JO28944，以及一项关键性Ⅱ期临床研IMvigor210( 又称GO29293) 作为注册申请的支持依据［21］。
在Ⅰ期临床研究中剂量递增试验，初始设计了0. 01 ～ 20 mg·kg−1 按体重给药的剂量，但未达到最大耐受剂量。然后剂量扩展时设计了15 mg·kg−1按体重给药的剂量和1 200 mg 固定剂量，2 种方式在暴露量方面没有临床意义差别。
患者接受剂量≥10mg·kg−1 ( 包含了固定剂量1 200 mg) 时，atezolizumab稳态血清浓度＞ 6 μg·mL−1( 根据非临床组织分布
及肿瘤ＲO 分析的数据，血药浓度6 μg·mL － 1设为靶血清浓度) 。
同时在Ⅱ期临床研究中验证了局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给予1 200 mg 固定剂量、Q3W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所以FDA 审评意见的结论认为该临床试验已充分，不需剂量调整。
atezolizumab 在1 ～ 20 mg·kg−1 ( 包含了固定剂量1 200 mg) 剂量范围内PK 呈线性特征，＜ 1 mg·kg−1剂量时药物暴露量低于剂量增加的比例。
基于2 项Ⅰ期临床研究共纳入472 例患者的群体PK 分析显示，t1 /2约为27 d，Vss为6.9 L，CL 为0． 20 L·d−1，给药后药物浓度达到稳态的时间为6 ～ 9 周( 2 ～ 3周期) ，AUC 的系统累积率约为1. 9 倍。
性别、体重、肿瘤大小、血清白蛋白水平、ADA 水平、轻中度肾损伤和轻度肝损伤等因素，均不需要进行剂量调整。
在群体PK 分析中种族因素不是有意义的协变量。
1 200 mg，Q3W 给药后量效关系分析结果显示，atezolizumab 的稳态暴露量( AUCss) 无法有效预测患者客观缓解率( overall objective response rates，OＲＲ) 或不良事件( adverse events，AE) 的发生率。
PCD4989g 研究的417 例患者给药剂量最高到20mg·kg−1或固定剂量1 200 mg，但结果并未提示atezolizumab会延长心室复极化。
免疫原性:Ⅱ期IMvigor 210 研究、Ⅰ期PCD4989g和JO28944 研究中，可检测到ADA 阳性的患者比例分别为41. 9% ( 161 /384 ) ，31. 7% ( 139 /439 ) 和16. 7%( 1 /6) ，该研究中ADA 的存在未对PK、安全性或有效性产生有临床意义的影响。
对于该产品伴随开发的biomarker，FDA 认为虽然亚组分析结果提示肿瘤浸润性免疫细胞的PD-L1表达量评分与患者的OＲＲ 呈正相关，该指标也可能作为一种有效的辅助诊断，但这些数据的上市前批准还应提交器械与放射健康中心( Center for Devices and Radiological Health，CDＲH) 评估。
3.4 avelumab
avelumab 用于FDA 申请时提交了3 项临床研究［22］，包括Ⅰ期研究Study EMＲ100070-001，002，Ⅱ期注册性临床研究Study EMＲ100070-003( 只有PartA 数据，截至2016 年3 月3 日Part B 尚未入组患者) 。
在Ⅰ期剂量递增试验Study 001 中，考察了1. 0 ～ 20 mg·kg−1剂量范围内药物的安全性和耐受性，试验未观察到最大耐受剂量( maximum tolerated dose，MTD) 。
根据Study-001 体外数据评估在循环CD3 + T 细胞上的PD-L1 靶点占位( target occupancy，TO) 情况，结果显示1 mg·kg −1组、3 mg·kg−1组、10 mg·kg−1组和20 mg·kg−1组在第2 次给药之前( 15 d) ，平均TO 分别达到了( 75. 7 ± 22. 1 ) %，( 90 ± 8. 1) %，( 93. 2 ± 1. 3) % 和( 85 ± 8. 7) %。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最终推荐剂量为10 mg·kg−1，Q2W。
基于Study 001 ～ 003 研究混合数据的群体PK分析结果显示，avelumab 在特定人群( 默克尔细胞癌患者及其他局晚期或转移性实体瘤患者) 中的CL约为0． 024 6 L·h−1，Vss约为4.72 L，t1 /2约为6.1 d，在4 ～ 6 周达到稳态浓度且累积指数为1.25 倍。
在10 ～ 20 mg·kg−1，Q2W 剂量范围内，avelumab 暴露量增加与剂量呈线性［23］。体重对CL、V1、外周室分布容积( V2) 等3 个参数有影响，随着体重增加，CL等参数增大。虽然观察到男性患者的CL 和V1比女性患者分别升高19.9%和20. 3%，但此变化在模拟不同性别的AUCss时未显示有临床意义的差别。
肝肾功能的损伤对CL 没有影响，所以无需在此类群体中进行剂量调整。
该研究中涉及的伴随治疗药物未对avelumab 的清除产生影响。在Study001 中连续85 d 监测了给药1 ～ 20 mg·kg−1 后， IL-1β， IL-2，IL-4， IL-6， IL-10， IFN-γ 和TNF-α 等主要循环细胞因子的血清浓度水平，在不同剂量给药后的IFN-γ 和TNF-α 在不同时间曾出现一过性升高，但是发生没有固定规律。
量效关系预测了稳态血药谷值浓度( Ctrough，ss)与最佳总体应答( best overall response，BOＲ) 的关系，在转移性默克尔细胞癌患者中两者被认为呈正相关。
avelumab 的暴露量对免疫相关的AE 发生率增加可能有较弱影响，对治疗相关的AE 或输注相关的AE( 发生率约21． 6%) 则预计没有影响。
avelumab对QTc或ΔQTc影响很小，提示了该药对心脏复极化的影响没有临床意义。
免疫原性分析显示，治疗相关的ADA 发生率为3.5%( 49 /1 383) ，呈阳性抗体的滴度普遍较低，免疫原性应答的持续时间和最大观测滴度之间没有明确关系。
ADA 阳性患者比抗体呈阴性的患者有更高的注射反应发生率( 33.9% vs 24.1%) ，出现ADA 阳性的4 例患者中有3 例因注射反应而中止治疗，评估认为抗体阳性可能与注射反应有一定关联，但并非因果关系。
ADA 的存在没有阻断avelumab治疗的首次应答，ADA 血清转换后也没有阻断持续性应答。
3.5 durvalumab
durvalumab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支持性数据是基于首次人体试验Study1108 和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体内的Study ATLANTIC 研究［24］，其中Study1108 是针对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的研究。接受10 mg·kg −1，Q2W 的剂量选择依据是: 按照此剂量给药在目标患者人群中的安全性范围、临床有效性结果的支持，以及在95% 以上的患者中达到期望的谷浓度50 μg·mL−1，非临床及临床数据显示此血药浓度＞ 99%的靶点饱和。
在≥3 mg·kg−1的剂量范围内，durvalumab 呈线性PK 特征; ＜3 mg·kg −1剂量时，呈非线性PK 特征。
对1 418 例患者接受了0 .1 ～ 10 mg·kg−1，Q2W，15 mg·kg−1，Q3W 或20 mg·kg−1，Q4W 的剂量所获数据进行群体PK 分析显示，CL 随时间减小，与基线值相比CL 平均最大下降幅度为22.9%，提示durvalumab 呈时间依赖性消除。稳态CL 为8. 2mL·h−1，Vss为5.6 L，t1 /2为17 d，10 mg·kg−1，Q2W 给药后约16 周达到稳态浓度，AUC 的系统累积指数约为4. 3 倍。
在拟用剂量下，体重、性别、年龄、种族、血清白蛋白、给药后ADA、体力状态、肿瘤类型、轻中度肾损伤、轻度肝损伤等因素，对durvalumab的PK 参数影响均没有临床意义，所以不需调整个体剂量。
在所有durvalumab 给药患者中，均观察到游离血清PD-L1 水平呈剂量依赖性抑制。在＞ 0. 3 mg·kg−1，Q2W 剂量给药时大多数患者的PD-L1 水平都低于定量限( 67.1 pg·mL−1 ) 。
在Study 1108 研究中证实，约93． 3% ( 781 /837) 的患者在10 mg·kg−1，Q2W 给药期间PD-L1 被完全抑制。另外2 项经验
证的流式细胞分析法对59 例尿路上皮癌患者的循环淋巴细胞和增殖T 细胞亚群进行定量，给药后d 10 和d 15 增殖CD8 + T 细胞数量升高，CD4 + T 细胞在d 10 时趋势一致。
量效关系分析显示10 mg·kg−1，Q2W 剂量下，安全性事件( 如3 级以上的AE、导致停药的AE 等)没有显著的量效关系，总体安全性事件发生率较低;由于相关研究仅包含了一个剂量水平，缺乏对比，所以有效性( 比如OＲＲ) 的量效关系尚不确定，需要后续更多数据解释。Study ATLANTIC 研究的QTc亚组分析认为该药不会延长心脏复极化作用。
免疫原性分析显示，Study 1108 和Study ATLANTIC中分别有3.3% ( 37/1124) 和4. 3% ( 16 /373) 的评估患者呈ADA 阳性( 但该分析结果可靠性欠佳) 。
群体PK 分析显示ADA 对PK 参数没有影响，但是由于治疗产生ADA 和相对ORR低、且ADA 阳性的患者样本量太少，所以对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影响无法评估。
由于申请人只对ADA 分析进行了方法学验证，ADA 确证和中和抗体分析的方法学建立的不够充分，FDA 要求申请人承诺上市后还会对这些分析方法作进一步验证。
通过对PD-L1 表达量的亚组分析显示，PD-L1高表达的亚组患者其OＲＲ 水平也较高( 19. 0% vs表达量低的亚组3. 6%) 。
FDA 同时批准了VENTANAPD-L1 ( SP263) Assay 作为Biomarker 对尿路上皮癌组织中PD-L1 蛋白水平辅助诊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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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1 /PD-L1 抗体药物的临床药理学研究关注点
不同于传统的小分子化学药，PD-1 /PD-L1 抗体等治疗性蛋白药物大多通过静脉输注给药，所以一般对药物吸收、生物利用度或食物影响等因素不作单独的试验考察，同时由于单抗药物降解代谢后变为小肽和氨基酸，在体内会进入体循环被其他蛋白再利用，所以临床药理学研究常规关注的质量平衡、药物代谢和排泄特征等问题对治疗性蛋白药物并不适用［19］。
治疗性蛋白药物的相对分子质量较大，直接对离子通道作用的可能性很低，所以大多未考察药物相互作用［21］。
上述5 种单抗产品在FDA，EMA 和PMDA 注册申请时，对临床药理学研究主要考察并回答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临床剂量、给药方法如何选择，药物及其代谢物的PK 特征及主要参数，量效关系，年龄、性别、体重、种族等内在因素的影响差异，免疫原性及对PK 的影响等。
其中，对于PK 特征的阐述及分析影响因素时，这5 个产品的研究均进行了数据集汇总后的群体PK 分析，以期发现影响药物特性
的因素或解释在目标人群中的变异［26］。
从药物性质的角度而言，这类单抗产品具有一定共性的临床药理学特征( 见表3) ，如相对分子质量大、半衰期较长，药物清除率呈时间依赖性等，所以在药物研发和审评时都需关注研究所得结论与已有信息或认知是否一致，尤其是如果无法合理解释时仍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已上市的5 种PD-1 /PD-L1 抗体的检测方法主要采用了酶联免疫吸附分析法(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或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electro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ECLIA)检测人血清中的待测药物; 而ADA 的检测方法有竞争性、桥连性ELISA 法或ECLIA 法等。
无论采用哪种分析方法，其方法学均需进行合理可靠地验证。
当同一种药物的研究中如果采用若干种不同的方法进行检测时，应对这些方法进行对比验证，必要时还应采用不同方法对生物样本进行复测，以保证数据的相对准确性和一致性。比如，支持nivolumab 在日本上市的4 项临床试验中，采用了4 种不同的ECLIA 法测定人血清中的ADA，申请人对这4 种方法进行了比较和总结，认为前3 种方法对结果较一致，第4 种方法测定值较低。所以提供的日本地区的研究数据除了使用方法2 检测之外，用方法4 又全部复测一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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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肿瘤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通过抑制免疫检查点活性，释放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刹车”，重新激活T细胞对肿瘤的免疫应答。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良好的临床疗效已在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等多种实体瘤患者人群中得到印证。
目前一些肿瘤相关适应证的临床治疗尚无治愈方法。为了让患者获得更多有效的新药，近年来基于PD-1 /PD-L1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药物在国外监管机构上市时，基本均获得了加速审批、优先审评或突破性疗法的指定资格。
近年来，PD-1 /PD-L1 抗体联合其他免疫抑制通路抗体［28-29］、靶向治疗［30］、CAＲ-T 细胞免疫［31］及化学治疗等［32］一些治疗策略已进入临床试验，并显示了一定的应用前景［33 － 34］。
不过，同时也需要密切关注联合治疗后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有报道显示免疫治疗的联合应用更有可能导致高级别、免疫相关AE 的发生，比如暴发性致死性心肌炎［35］。
PD-1 /PD-L1 抗体的联合治疗策略为今后的肿瘤个体化治疗提供了新思路，但其协同机制及联合使用的合理性尚待进一步研究，应谨慎对待。
参考文献
中国新药杂志，2018 年第27 卷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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